后来，阳明学也开始传入日本。“近江圣人”中江藤树吸收和发挥了阳明心学的积极因素，成为日本阳明学的开山祖师。此后，阳明学在日本迅速流传，对日本的明治维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正如章太炎所言：“日本维新，亦由王学为其先导。”[7]可见阳明学对日本影响之大。
中日的文学交流　明代中国文学对日本影响最大的，要算传奇小说。对日本江户文学产生重大影响的中国文学作品，主要有三种：一是明钱塘（今浙江杭州）瞿佑的传奇小说《剪灯新话》和江西庐陵李祯的《剪灯余话》，二是江苏长洲冯梦龙纂辑的《古今小说》，三是施耐庵的《水浒传》。这些文学作品当时在日本非常流行，影响深刻而广泛，有力地促进了日本江户文学的发展。
《策彦归朝图》
明朝的诗文，也对日本的诗文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浙江余杭陈元赟去日本时，曾带去湖广公安派袁宏道的《袁中郎集》，赠送日僧元政。元政读后，便在日本倡导性灵派诗风，从而涌现出一批抒写性灵的作品。日本还专门派人到中国，向当时的高僧和著名文学家学习汉诗文。如日僧绝海中津“自壮岁挟囊乘艘，泛沧溟来中国，客于杭（州）之千岁嵓，依全室翁（中天竺的季潭）以求道，暇则讲乎诗文。故禅师得诗之体裁，清婉峭雅，出于性情之正，虽晋唐休彻之辈，亦弗能过之也。”[8]一些明朝文学家还应日人之请，为他们撰写顶相赞、塔铭、行状及语录、诗文集的序跋。被推为明朝“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就曾为日僧汝霖良佐的文集撰写过跋，还应日僧之请写过《日本梦窗正觉心宗普济国师碑铭》、《转法轮藏禅寺记》等。明高僧如金陵天界寺宗泐、余杭径山寺智及、杭州灵隐寺来复、杭州上天竺寺如兰等，也都曾为日僧撰写顶相赞、塔铭、行状、语录和诗文集的序跋。这些诗文作品，对日本五山文学的发展发挥过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