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也应看到:虽说不论是王、李起义前还是起义后,川峡地区按照益、梓、利、夔四路的主客户统计数字同样表明,益州路(川西地区)的客户在总户数中所占比例数字,比其他三路中的任何一路都小;但它的客户绝对数字仍比其他三路中任何一路都大。下表是根据《太平寰宇记》(简称《寰宇记》)[100]和《元丰九域志》(简称《九域志》)两书里的川峡户籍数字列出的,可备参考:
而且其他三路,特别是夔州路,由于地旷人稀,生产落后,客户以及在客户中占有较大比例的“旁户”,又从来都在他们所依附的豪族大地主的严厉控制之下,彼此隔绝,联系很少,难于团结起来发动起义。正如恩格斯所说:“农民们在这样可怕的压迫之下受着折磨,可是要叫他们起来暴动却不容易。他们散居各地,要取得任何共同协议都困难无比。农民世代相传,习于顺从;在许多地区,已经戒绝使用武器,剥削的重担随主人的不同而或轻或重;所有这些情况,都促使农民默然忍受一切。”[101]
再则,王小波、李顺的起义是以“贩茶失职”而开始革命行动的。我们从文献上看见,早在唐代就出现了敢于抗拒官府的茶民集团,他们“三二十人,挟持兵杖……凡千万辈,尽贩私茶”[102]。北宋梅尧臣所作的《闻进士贩茶》[103]诗云:“山园茶盛四五月,江南窃贩如豺狼;顽凶少壮冒险岭,夜行作队走刀枪。”就是咏的茶贩走私的情况。茶贩们为什么甘冒巨大的风险去进行武装走私呢?因为茶叶在唐、宋时期是深受民间欢迎的新商品,封建政府一贯专卖垄断,或征重税,人民是不堪负担那样的超额剥削的。茶民集团在购、运、销售茶叶的过程中与广大劳动人民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甚至和封建政府里的吏役、士兵免不了也要打交道。这样一些斗争的具体实践,是会大大激发其阶级感情、培养其组织能力、加强其革命精神的。至于封建政府对茶叶采取专卖垄断一类措施会招来什么样的恶果,宋臣张洎在王、李起义的前四年(端拱二年)就向宋廷谈过三点弊害,其第二弊说:“禁榷之地,法令大严,铢两之茶(原误作‘柔’——引者),即该宪纲;公私追扰,狱讼繁兴。大则破族亡家,小则身填牢狱,州县公事,大半为茶!朝禁夕刑,系缧相继。户口由兹减耗,田野为之芜莱,蠹尔蒸民,坠于无告,狱连祸结,莫甚于斯!”[104]这段话固是对东南“榷茶”说的,但四年后北宋政府对川中茶叶加紧“掊取”,为了保证超额剥削,滥施严刑峻法,迫害人民,也是不难想象的。不然,又何至于造成王小波、李顺等的“贩茶失职”,并因此被激怒而闹起革命来呢?王小波登高一呼,立刻获得群众的响应和拥戴,看来他们在举起义旗之前,就早已和群众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并在贩茶活动中,增多了社会经验,培养和锻炼了组织群众及对封建政府进行斗争的能力。这样说,不是出于猜想和虚构;宋代文献有确实可信的记载,说李顺曾领头主持过灌口二郎神的祠祀活动,并曾一度被捕成都府狱,几遭杀害[105]。这说明为王小波赏识并指定为他的接班人的李顺,也是富有领导才能和斗争经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