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是：舒拉耶夫只想把他租下的菜园分成小块租给农民。他显然完全误解了，而且很明显是故意误解了把土地租借给他的条件。
事实是：在他和农民们谈话，对他们说明计划的一切好处的时候，列文常常感到农民们把他说的话当作耳边风，而且下定决心，无论他说什么，他们决不上当。当他和农民中最聪明的那个列祖诺夫谈话的时候，他格外强烈地感到了这点。他在列祖诺夫的眼睛里觉察出一种神色，明显地表露出他在嘲笑列文，且有这样一种坚定的信念，好像是说，尽管有人上当受骗，但绝不是他列祖诺夫。
尽管如此，列文仍然觉得这个办法行得通，而且由于严格核算和坚持己见，他将来总会向他们证明这种办法的好处，那时，这办法就会自然而然地推行起来。
这些事情，加上农场上未了的事务，还有他在书斋内的著述工作，在整个夏天占据了列文的心，使他很少出去打猎。在八月末，他从那个送回马鞍的仆人口里听到奥勃朗斯基一家人都到莫斯科去了。他感到由于没有回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的信，由于这种他现在一想起来就要羞得脸红的失礼举动，他已经破釜沉舟，再也不会去看望她们了。他对于斯维亚日斯基家也是同样无礼：不辞而别。但是他再不会去看望他们了。现在这些他都不在乎了。他的农业改造问题完全占据了他的心，他一生中再也没有比这更令他感兴趣的事情了。他又读了一遍斯维亚日斯基借给他的书，抄下他手头没有的材料，他又读了一遍有关这个题目的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书籍，但是，像他预料到的那样，找不到和他所着手的计划有关的资料。在政治经济学著作里，譬如在米勒[13]的著作里，他最早曾经以极大的热情研究过的，时时刻刻希望从中得到盘踞在他心头的许多问题的答案，他找到的是从欧洲的农业状况得来的规律，他不明白这些不适用于俄国的规律为什么一定会具有普遍性。他在社会主义的书里也看到同样的情形：不论是在学生时代曾迷惑过他的那种美妙的但不切实际的空想，或者是改良和挽救欧洲经济状况的措施，都和俄国农业毫无共同之点。政治经济学告诉他欧洲的财富过去和现在发展的规律，是普遍性的、不变的。社会主义却告诉他，沿着这种路线发展只会引向灭亡。他，列文和所有的俄国农民和地主，怎样处理他们的千百万劳力和千百万亩土地，使他们提高生产来增进公共福利，对于这个问题，两种书籍都没有答案，甚至连一点暗示都没有。